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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重庆市房屋拆迁行政案件上诉状实例经典!

2013/7/21 11:06:13作者:熊云飞律师来源:云飞中国律师网原创点击数(0)已有0人评论 加入收藏

重庆市房屋拆迁行政案件上诉状实例经典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郭堂春 男,汉族,1966年2月10日生, 电话:15870567779

身份证号:510222196602100014  住址:重庆市巴南区盐店巷3号附9号 

委托代理人:熊云飞,北京市万博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路18号光耀东方广场S座10层1022室,电话:13718055748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郭唐碧 女,汉族,1940年2月26日生,

身份证号:512925194002262327 住址:重庆市北碚区龙凤一村37号6-1 

委托代理人:郭堂春 男,工人,住址:重庆市巴南区盐店巷3号附9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郭堂棋 男,汉族,1953年1月16日生,

身份证号:510215195301160437  住址:重庆市北碚区天生巷53附2号 

委托代理人:郭堂春 男,工人,住址:重庆市巴南区盐店巷3号附9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郭唐华 男,汉族,1954年12月26日生,

身份证号:510221195412260614 住址:重庆市长寿区查家湾27号2单元4-1

委托代理人:郭堂春 男,工人,住址:重庆市巴南区盐店巷3号附9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郭唐宽 男,汉族,1957年7月28日生,

身份证号:510222195707280010  住址:重庆市巴南区巴县大道5号1单元6-1

委托代理人:郭堂春 男,工人,住址:重庆市巴南区盐店巷3号附9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郭唐平 女,汉族,1962年1月7日生,

身份证号:51295196201072322 住址:重庆市南岸区江南大道77号4幢2单元4-1

委托代理人:郭堂春 男,工人,住址:重庆市巴南区盐店巷3号附9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郭唐芳 女,汉族,1943年12月21日生,

身份证号:51022219431221214X 住址:重庆市沙坪坝区陈电路13号4幢3-2

委托代理人:郭堂春 男,工人,住址:重庆市巴南区盐店巷3号附9号

被上诉人(原审上诉人):重庆市地产集团   地 址: 重庆市渝中区长江一路61号

法定代表人:周天云董事长  电话:023-65462486   组织机构代码57716462-4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沙坪坝区房屋管理局,组织机构代码00929075-3

法定代表人:罗冬梅,该局局长,住所:重庆市沙坪坝区都市花园西路99号,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阎民,男,1973年3月31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

身份号码5102221973033124170,原住北赔区蔡家岗镇郭家沟1号附2号24-4

上诉人因房屋拆迁行政裁决违法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3月15日作出的“(2012)沙法行初字第00202号”行政判决,现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1、撤销原审错误判决;并迳行驳回被上诉人(原审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2、由被上诉人(原审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上诉理由:

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如下:

见原审判决书第18页:“原告重庆市地产集团及第三人阎民在本案中要求确认该《房屋出售协议书》属有效房产买卖合同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原审法庭凭一份漏洞百出的“房屋出售协议书”和上诉人父亲当年买房所交各类契税的原始发票及原始地产证加上几个证人的证言就认为闫民与郭唐芳老公黄明权签订的处分上诉人等房产之协议是合法并已经生效的判决,是十分荒谬的。具体理由如下:

1、闫民出示的“房屋出售协议书”是证明其已获得房屋所有权的核心和关键证据,该协议书主要内容“出售房屋人郭唐芳,购房人闫民;郭太吉住房壹栋,砖木结构二层六间;座层五十七平米,合计九十平米……其房屋由郭唐芳作主出售与闫民其房屋作价为8000元整,若以后有扯皮问题,一律由郭唐芳负责与购房人闫民无关。此协议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永不反悔。协议落款人:出售房屋人:郭堂芳,购房产人:闫民,证明人:马大富;落款: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但该协议书存在根本性瑕疵!第三人郭唐芳当庭表示根本不认识闫民其人,也未在“房屋出售协议书”上签字,为搞清这一问题上诉人在原民事案件开庭时当庭提交了要求进行笔迹鉴定的司法申请,但闫民的代理律师表示:“在协议书上签字的并非郭唐芳本人,而是其丈夫黄明权代替郭唐芳签的名。”由于黄明权已经去世,无法质证,但作为丈夫的黄明权却把妻子的名字签错了,这让人无法相信!故上诉人对闫民出示的协议书之真实性表示强烈质疑。即使退一万步讲,协议上的字确实是黄明权所代签的,那么黄明权这一代签行为在法律上也是无效的!因为在所有法制国家,就从未听说过受委托人可以代表委托人去直接签其本人的名字。

2、原民事案件开庭时法官当庭询问闫民律师:“能否提交闫民支付购房款的相关证据。”答曰:“购房款支付的是现金,当时没有写收条。”众所周知,支付对价,是法院确定善意第三人最重要的条件。而法庭最讲究证据,从闫民提供的证据看,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能够证明他已经支付了购房对价和该购房款究竟交到谁之手。

3、正如前述诉争房产所有权属于上诉人所共有。法律规定处理共有财产必须共有人一致同意。且本案并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因为适用善意取得的前提是无权利处分人的名字已经被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第三人信赖该不动产登记簿的登记,而与登记的无权利处分人发生交易。针对本案而言,适用善意取得的前提是:在不动产登记薄上应该登记郭唐芳的名字。而本案的事实是,上述诉争房屋被拆除之时,所有人均未到相关部门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至争议发生时止,该房屋所有权登记的权利人仍然是已经去世的郭太吉,并非郭唐芳。也就是说,从被拆迁的房屋的权利外观上来看,权利人并不是郭唐芳。故本案并不具备善意取得的条件。即使闫民与郭唐芳签订的房屋出售协议上的签名的确是郭唐芳所签,则闫民购房的行为也不具备善意取得之条件。

4、至于闫民能提供上诉人父亲当年买房所交各类契税的原始发票及原始地产证,不足为奇!因为据上诉人郭堂春回忆:他父亲当年买房所交各类契税的原始发票及原始地产证本来就一直放在诉争的祖屋之中。闫民通过黄明权的许可一直住在祖屋之中,他取得上述票证易如反掌!故闫民所提供的上述证据无法证明其诉讼主张。

5、最后要谈一下闫民方请出的证人证言之法律效力;首先要说的是证明人:马大富作为协议的证明人,却与协议的签字方郭唐芳从不相识,那么他的证言有多大效力就值得法庭深思了!至于其他证人与上诉人家人也从不相识。同时上述证人的陈述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洽谈和签订房屋出售协议的人是黄明权,而黄明权已去世,无法出庭质证。根据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四十七条之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本代理人认为上述证人证言依法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综上所述,原审法庭认为闫民提供的《房屋出售协议书》属有效房产买卖合同的主张是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其主张的房屋买卖协议成立并且已经生效的主张没有任何经得起推敲之证据的支持,是完全荒谬的主张。

有鉴于此,原沙坪坝区法院民事庭作出的己经生效之(2010)沙法民初字第333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郭太吉于1995年去世,其妻子倪永珍于1997年去世,二人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七个子女于继承应获得该房屋的所有权。阎民于2000年11月27日与郭唐芳夫妻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但直至该房屋拆迁,都没有办理房屋产权变更过户手续,因此并未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注意,原审民事庭并未断定阎民与郭唐芳夫妻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为:“有效房产买卖合同”

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具体如下:

(一)原审法官错误适用法律,导致错误确认被拆迁人。理由如下:根据《重庆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三条之规定,“本条例所称当事人是指拆迁人、被拆迁人及其房屋承租人。拆迁人是指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单位。被拆迁人是指被拆除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所有权人。房屋承租人是指与被拆迁人具有合法租赁关系的单位或个人。”也就是拆迁补偿法律关系的参与者只能是“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单位”和“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所有权人及房屋承租人。”但是,不知本案一审法官依职权“通知阎民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入诉讼。”究竟是所依何法???这也就是重庆市沙坪坝区房屋管理局在原房屋拆迁补偿行政裁决程序中一直没有准许闫民参加的根本原因。

(二)原审法官错误适用法律,导致其审理案件时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理由:

前已陈述:“房屋拆迁补偿行政裁决程序中当事人是指拆迁人、被拆迁人及其房屋承租人。”而本案中没有房屋承租人,因此,谁是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人,就是该案核心。而此核心问题在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己生效的(2010)沙法民初字第3338号《民事判决书》中已经有明确的答案,即:“郭太吉于1995年去世,其妻子倪永珍于1997年去世,二人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七个子女于继承应获得该房屋的所有权。阎民于2000年11月27日与郭唐芳夫妻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但直至该房屋拆迁,都没有办理房屋产权变更过户手续,因此并未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然而,原审法官对此居然视而不见。竟然“……依职权从本院(2010年沙法民初字第3338号民事诉讼卷中调取的:郭太吉重庆市巴县房产管业证〔第000566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巴虎国用(9的字第086号)及附图;郭太吉占地费、申报费、证书费、契税、印花税等费用缴费收据、退休证;阎民拆迁引偿领款表、庭审笔录等材料并进行了庭审质证。”最后又对原已经审理过的民事案件进行了重新审理,而且得出了与2010年沙法民初字第3338号民事判决书完全相左的结论。即第三人闫民是房屋所有权人(虽未明写,但意思如此;否则如何解释被拆迁房屋的拆迁款应归闫民所得呢?)难道原审法官不知道“一事不再理原则吗?”如果他真不知道,那么他凭何为官?如果明知故犯,那么,就涉嫌滥用职权了!!!

(三)原审法官错误适用法律,导致在审理案件时违反“合法性审查原则”。理由:

《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这是一条行政诉讼制度中最重要的红线和脉络。但遍览长达23页的判决书,只找到一处系陈述重庆市沙坪坝区房屋管理局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上违法的认定(见原审判决):“……本院认为,根据国务院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及《重庆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城市房屋拆迁主管部门职责作出的相关规定,被告重庆市沙坪坝区房屋管理局具有对房屋拆迁争议进行裁决的行政管理职权;拆迁主管部门在履行职权中应认真贯彻执行拆迁管理条例中关于“维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原则规定;……属其履行职责时未尽到“维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必要注意义务,对拆迁当事人资格及裁决事由认定的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也就是说原审法官认定:拆迁主管部门在履行职权中违反法律规定,未能认真贯彻执行拆迁管理条例中关于“维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原则;这种空泛的话亏法官说得出口!难道拆迁主管部门在行政裁决程序中依法裁决,从而保护了被拆迁房屋所有权继承人的合法权利就是违反了“维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原则规定吗???请原审法官指出拆迁主管部门在履行职权中究竟是违反了哪条哪款法律?不要云遮雾罩,神神秘秘,欲言又止。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要搞欲加之罪。遍寻原判决除了该点认定与“合法性审查原则”沾点边外,其余皆不知所云!!!

三、原审合议庭在审理过程中违反法定程序,严重影响了案件的公正审理。理由如下:

见原审判决书第16页:“综合当事人的诉辩和审理情况,就本案当事人争议涉及的民事、行政法律关系相关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规定的原则精神,本院进行审查和认定分述如下。……”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规定:“被告对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违法,民事争议当事人要求人民法院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

可见我国法律授权行政审判庭合并审理民事法律关系是有严格限定的。其限定如下:

1、被告(即行政机关)对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违法;

2、民事争议当事人要求人民法院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

而原审判决未能列举出拆迁主管部门在履行职权中究竟是违反了哪条哪款法律?因此本案被告是否违法,根本就不明确。按照疑罪从无的法治原则,被告就没有违法裁决。

第二,原审法官依职权追加的第三人闫民要求法院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但是闫民不是房屋拆迁补偿行政裁决程序中的适格当事人。因此,闫民无权提出此要求。他如果认为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应该另案起诉要求确认合同有效并索赔。(注意:闫民能提出来的只能是债权债务关系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诉讼)。他无法参入到房屋拆迁补偿行政裁决程序中来。因为,房屋拆迁补偿行政裁决程序中被拆迁人只能是所有权人也就是物权法所保护的人。所以原审法庭违法追加闫民为第三人,并违法审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是否成立,有效这样的民事争议,纯属违反法定程序,严重影响了案件的公正审理。

第三,即使退一万步讲,原审法庭追加闫民为第三人,审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符合法律规定。那么,原审法庭应该严格依照民事诉讼法之规定,向相关当事人履行起诉状送达义务,并在开庭前15天送达。给予相关当事人不少于15天的答辩期限。但是,原审法庭没有履行起诉状送达义务,也没有给予相关当事人不少于15天的答辩期限。甚至在2013年1月30日第二次开庭之时,上诉人还不知道此次开庭到底要审理什么?因为,第一次开庭时已经完成了全部审理程序,各方作了最后陈述。因此,原审合议庭在审理过程中违反法定程序,严重影响了案件的公正审理。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都存在错误,且在审理过程中违反法定程序,严重影响了案件的公正审理。望二审依法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对原审错误判决依法能以纠正!

此致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具状人:郭堂春  郭唐碧  郭堂棋  郭唐华  郭唐宽  郭唐平  郭唐芳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附:1、本诉状原件一份、副本三份,各计5页;

2、律师事务所函原件一份;授权委托书原件二份,各计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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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重庆市 房屋拆迁 行政案件 上诉状 实例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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