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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程序与正义自由

2008/5/28 15:31:58作者:未知来源:本站原创点击数(0)已有0人评论 加入收藏

程序与正义自由
双击鼠标自动滚屏 发布者:湖北律师网 读:65次点

程序与正义自由 
 
 
天津律师     
 
        主持人邱兴隆:很高兴能参加这次论坛。也感谢主办方对我的厚爱让我来主持这场论坛。下面我想还是把镜头对准在座的嘉宾,先介绍一下嘉宾和评议人。
  第一位,这两位我很难先介绍哪一位,为什么呢,因为两位一个是刑事诉讼专家,一个是行政诉讼专家,张卫平是我的学长,是我的入党介绍人。陈瑞华教授是法学家,青年才俊。所以我还是按照会议手册上的安排介绍,第一位是北京大学著名刑事诉讼教授陈瑞华先生。第二位是清华大学教授,著名民事诉讼法专家张卫平先生。
  两位评议人,一位是广东非凡律师事务所《判例与研究》主编邵长富律师。第二位是北京市律协刑事诉讼专业委员会主任钱列阳先生。
  今天我们这场论坛,是一个自由论坛,规则不限定。为了搞得活泼一点,首先由两位嘉宾自由发言,你讲一个,他讲一个,假如碰到一起就碰到一起。这是自由论坛不是诉讼法论坛,找一个基点和律师相关的,假如有异议可以答辩。然后是由两位评议人评议。下面有请两位嘉宾发表精彩的演讲。

  陈瑞华:各位女士、先生们,非常高兴有机会可以发表一点看法。机会非常难得,我想讨论一下前沿问题,就是程序辩护问题。
  各位知道2003年中国出了一个事件,一个人付出了一条生命,最后导致一条不公正的甚至说是罪恶的制度被废除了。比如刑事司法领域的“佘祥林”案件,对他本人来说这个案子是悲剧,但是如果因为他的案子的披露,可以带动司法制度往前推动,或许未必是一件坏事,可能是一件好事。为什么这么讲,“佘祥林”案件没有结束,目前看佘祥林获得国家最高赔偿。最近有两个省的政法委员会制定了刑事规则。首先是四川省高院和公检联合制定的。今天上午得到消息河北省高院和公安厅、检察院发布了刑事规则。据我了解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湖北公安厅和检察院也正在制定。
  大家可以看到在四川一个区的法院三名警察出庭作证,可以说在我们国家的法制历史上,四川法庭这样的审判是第一次,对一个警察执法的合法性进行辩护。那三名警察到法庭上接受盘问的时候,他们还是侦查机关吗?还是侦查人员吗?不是。当我们审判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在这个过程中出现最新型的裁判叫程序型裁判。从中国几千年有阶级社会以来,有法制社会以来,我们一直是法官审被告。现在出现新型的就是审判被告人责任的同时,可以审判侦查人员。我们过去多年以来遇到侦查行为的违法,我们目前在实践中,所有的辩护方式就是向法院提起诉讼。据我所知有成功的案例,很多人士对这个案例充满期待。比如湖南律师要见被告人,不让见,后来上告获胜了。
  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先例,告一个公安机关的行政行为,放到行政诉讼方面获得成功。有的律师认为这是经验,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悲哀。为什么行政司法性有争议还要辅助刑事诉讼?所以,四川的这个案件我非常关注,这是第一次在法院上把警察传唤过来。那位律师后来接受采访和报道,我也注意到了,最后没有认定刑讯逼供,但是第一次对刑讯逼供的事实进行了审查。最高人民法院评议庭在上个月制定了一个非法延迟审判法。其中有28条,要不要,法院将有一个听证会。但是遗憾的是,在这场讨论中律师的声音还远远不够。在这场论坛的时候,找不出律师的声音。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国家司法制度慢慢进化到今天,可能是一系列的案件,像2003年的“刘勇案件”带来的轰动,到今年上半年由“佘祥林案件”带来的推动到了今天。最高法院有这样的提问,如果“佘祥林案件”时间一过,比如说过了春节了,或者过了更长一段时间。如果再制定非法延迟审讯法,就过了时机。我们过去比较习惯于从实体上辩护,犯罪主体有没有因果关系?没有。这个辩护是我们的杀手锏和看家本领。后来出现第二种就是证据辩护。现在证据不足的辩护已经充满了我们的辩护。我本人也参加了讨论和接触一些案件,律师对案件中的证据不足必须感兴趣。但是不要忘记,不管是实体的辩护还是证据辩护都属于广义的实体辩护,如果把广义的实体辩护一个划分,一个是实体法律的辩护,一个是证据的辩护。
  真正摘取刑事辩护皇冠上的明珠的,我称为最高的还是程序辩护。当年美国著名辩护律师德肖维茨?哈佛教授,出了一本书《最好的辩护》。最好的辩护就是程序性辩护。他给程序性辩护下了定义,有三个特点。抓住警察、检察官的违法,辩护的要点是程序违法。第二追求宣告无效。可以宣告证据无效、宣告判决无效。还有一个无效是中国目前不具备的,就是宣告撤销,由于严重违反程序。比如,美国和英国,出现严重的羁押,可以宣告撤销起诉。在这个当中有一个潜在的理论存在着。由于严重的侵犯权利导致判决无效。因为程序违法宣告程序无效。第三个要素就是敢于揭露违反法律程序的行为,并且在法庭上从一个防御的一方成为程序上原告的辩护律师。这个辩护的本质是变被告为原告。本来被告方为原告,你是防御的状况,程序性的辩护使得律师成为进攻者。进攻性表现在揭露警察违法的刑讯逼供、超时羁押。通过进攻,警察的违法成为法官的审查对象。原来的被告方成为原告方,原来的原告成为了被告。他后来回忆到美国“辛普森案件”和美国联邦司法制度。辛普森有没有罪,只有上帝知道。我只知道我打赢了一场官司,我控告了警察程序性的违法。对照中国目前情况来看,我们有两种程序性裁判建立起来,第一种,刑法第六十一条,刑讯逼供,得到的证据无效。如果第一审法院违反程序的话,可以宣布一审判决无效。但是真正运用这两个规则并取得胜利的还是少见的。
  我稍微展开一点。第一点程序性辩护要抓住程序性的违法。我们辩护的要点不是法律的问题,而是抓住他严重违反程序性。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的解释里边已经把严重侵犯人权归纳为两种,第一种违反禁止性职责是最严重的违法。第二种是严重侵犯个人权利。如果我将来预测不会错的话,将来制定刑事诉讼的规则也会把这个确定为标准。一个是禁止刑讯逼供,第二个是你侵犯了个人的权利。
  在欧洲20世纪发展的历程当中,程序无效的变化上经历了一个过程。你比如说,立案程序违反了,取证手段违法了手续性的规定,倒不一定带来后果。衡量一种侦查行为、起诉行为是否违法的标准恐怕主要是两个,是否践踏了国家的司法制度,是否侵权。所以在程序辩护当中要抓住严重的程序违法。我印象很深在去年的海南,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了一个案子,一个姓黄的人涉嫌犯罪,辩护人在一上午审判中一共指出八处程序违法。由于老说刑讯逼供和程序违法,法官不得不打断,这里不要考虑程序违法的问题了。很多律师动不动就说程序违法,我们说这个程序违法达到没有达到严重后果,这点要深思。
  在程序违法问题上,我分为两种,一个是形式性的违法,一个是实质性的违法。形式性违法就是侵犯了一个条例,实质性的违法就是侵权性的违法。我们在中国目前不要说所有的违法都带来法律后果,如果把严重造成人的权利受到损害列入法律范围就是相当不容易了。我们要抓住程序性违法的实质和对法律的践踏性。
  第二点,程序性的辩护归宿在于申请宣告无效。我注意到中国目前司法的解释,在这一个问题上采取了比较暧昧的态度,显著的例子是两个。一个是2002年在广西的南京召开一个毒品座谈会。最高人民法院在这个座谈会纪要中,最高采纳了这样的思维方式:严重践踏人的权利,严重侵犯人的权利违法,不一定宣告无罪,而是量刑重轻。这是明文规定带有司法解释的效益文件。
  无独有偶,最近这几年很多的地方法院,刑讯逼供当中不是宣告证据不足,不是宣告撤销而是量刑重轻。由于刑讯逼供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因此,不能撤销。这个判决遭遇了激烈的批评。比如说“刘勇案件”,因为刑讯逼供的程序违法不是宣告无效而是判死缓。这是2003年的例子。2001年同样是辽宁省高级法院,对一个黑社会的人,关键是一个律师拿出了证据,公安机关交给检察院的闭录里面有询问犯罪人笔录的情况。7月8号晚6点开始,结束于7月10号晚4点。这期间没有通知家属。辩护律师在一审的辩护没有取得成功。但是辽宁高院同样作出了判决,考虑到本案情况不利宣告死刑立即执行。这样的重新量刑的案件,不胜枚举。这个案件不是失败的,不是成功的程序案件,是程序违法导致证据无效。不管法院最后怎么判,我们作为辩护要追求一个结果,每当我提到程序违法,下面我紧接着要求请求宣告无效。我们刑讯逼供确实有证据证明的可以要求排除。
  另外就是刑诉法191条,这条用的少,我注意到最高法院司法解释61条用的比较多。北京的一个律师,去年被法院判的受贿罪。他记得非常清楚一共20份证据,当时收到判决书以后,受贿罪成立,他突然发现增加了两份证据。前20个都指证了,后面2个没有经过指证,于是向二审法院申诉。后来二审法院一个上午就进行这两个证据的审查,结果二审法院宣告判决无效。目前中国一审法院违反法律程序的情况丝毫不亚于侦查机关,侦查机关多是超时羁押。严重的情况话,中国的一审法院往往是每一个环节都违法。比如说开庭的时候没有律师到场,回来让你签字,你签字吗?法官应该回避,你不回避。申请传唤一个重要证人,法官不加以理会。中国的一审法庭我概括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书面卷宗宣读主义”。想起来作为司法行政人,发现证人都引没了,整个法庭就是宣读案卷笔录。这样的方式直接受害者就是辩护。辩护没有传唤一个本方证人。这个权利在国家是宪法权,但是在中国绝大多数案件中没有得到实现。
  所以我认为,大家在抓住程序违法要害的时候,一定要追求。目前来看,一个要求证据无效,一个宣告判决无效。如果达到这个结局,我们辩护就取得真正的成功。我们不要奢望一个制度很快发生变化。根据我这几年参加立法和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会议来看。中国目前整个司法改革,乃至行政诉讼改革空间已经没了。我感觉行政辩护没有司法保护基本上走上了绝路。要一点一滴地斗争。很多权利都是斗争得来的。趁着“佘祥林案件”举国都关注刑讯逼供的时候,这是司法改革的时机。你想想看,制定规则的三个地方一个四川、一个湖北、一个河北。湖北和河北都是因为有刑讯逼供的案件,四川为什么不知道。
  很多国家制度的进步,根据我个人的总结,往往需要血的代价乃至生命的代价啊,如果代价不白白的流失需要律师敢斗的态度。成功不成功不取决于你,但是一个案件一定要公正。我们在法庭上动不动就说这个程序违法。我的观点就是在辩护中基本的经验和教训,与其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这是第二个评论。
  第三个评论,程序性辩护本意就是把辩护变成进攻和控诉。我们把这个进行分析,第一个原告就是被告人,原来的被告变成现在程序上的原告,控告的对象是存在程序违法的。第二个,被告是原告的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或者原来的审判法院。申请的后果第一宣告违法,第二宣告无效。我们称为程序性裁判的四要素。大家能够认真的领会学习、研究、钻研透了这个形态我们就能化被动为主动。我注意到有的律师总结经验说,当这个案件出现刑讯逼供,我要求宣告无效并要求休庭,法庭专门进行程序违法的案件。有人称为刑事诉讼中的行政诉讼。中国的行政诉讼是不可指望的。打完行政诉讼被告人都判完有罪了。有时遇到真正开明的法官或许也能发挥效果。
  目前,这几年我认为最值得称道的是广西柳州的案件。广西的一个律师张树国律师辩护中死死追逐管辖的问题,从侦查到判决。这个案件是个走私案,是由别的案件牵连出来的,大家知道走私案件不是由公安机关侦查,而是海关侦查。张律师死死追究这个。你没有立案侦查权就是所有的侦查行为无效。死死咬住这样的逻辑关系往下追问。后来逼得柳州公安局向广西公安厅发了文件,后来打到柳州法院开庭的时候,法庭上辩护的焦点就是有没有管辖权。如果没有管辖权和侦查权是不是所有取得的证据就无效了。最后法官裁定检察机关撤回起诉。我认为这是成功的例子,抓住程序违法的问题死死咬住不放,真正实现进攻性的防御,但是有一点要抓住要害。
  最后一个评论。程序性辩护,逻辑构成上还有两个要素。普通的一种以进攻为标志的辩护,第二步就是程序性的上诉。如果一审中的辩护没有取得效果,我们应该及时向上级法院提出诉讼。我跟几位大律师进行研究,起草一个律师版的行政诉讼案,化过去的被动为主动,因为在1996年修改的时候没有律师的声音。我本人和律师界有比较好的关系,最近两三个月,我带动我的学生从律师的角度起草一个行政诉讼法的草案。在起草过程中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的上诉目前从理论上、制度上,主要针对一审判决或者是裁定,我认为这是错误的理解。一审判决出来,我们上诉包括一审审判结果。我们发现一审剥夺了我们的权利,都应当成为上诉对象。我把这个叫做“程序性的上诉”。
  换句话说,我们借用中国的制度达到两个效果,第一通过上诉,请求上级法院审查下级法院是否违法。如果一审打不赢进行二审,通过在程序性上诉中的较量来获得最终的成功。根据我个人的统计和调研,50%以上甚至70%成功的例子都发生在二审。所以不要忘记程序性上诉。通过程序性上诉来达到成功。
  我们的题目是“构建和谐社会与律师业的发展”。跟全国各地律师的交流,我感觉刑事辨护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有两个因素,第一中国司法制度有没有大的变化,如果没有司法体制上的改革,我们几乎没法做任何律师制度的改革。我们要不要在开庭前就要求开庭时间,能够发表我们的意见,这又需要一个预审法官,我们能不能要求对法官的回避和管辖,又需要一个预审法官。没有一个预审法官的制度,我们几乎没办法有任何程序上的决定。
  另外目前超期羁押非常严重,我们羁押的地点要么在看守所,要么就是警察提人没有时间限制,像河南的“宋留根案件”,把人提出去可以一年不回来,这样必然带来刑讯逼供。所以我们要关注司法改革。
  与此同时还要关注另外一方面,我们跟国家权利较量,跟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较量,这是最大的难度。有可能一个律师得罪整个一个地方的公检法机关。在这个方面我们需要得到社会的谅解和理解、支持。中国出现一个非常严重的现在,那就是民粹主义的暗流在涌动。民粹主义在两个国家出现过,一个是德国,一个是俄国“十月革命”之前。民粹主义仇视社会精英、社会财富,主张把整个社会从底上翻过来作为司法制度。这个甚至有爆炸的危险。律师夹在中间,官方不认可你。我们认为官方把律师视为不友好的,甚至被边缘化。与此同时,公众对一部分律师有误解,认为你们都成了贪官富豪的帮凶。
  各位律师应该记住,伊朗去年获诺贝尔奖的女律师也当过法官。50岁服务的对象是妇女、儿童,社会弱者。这是获得全世界的声誉,乃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关键。我认为中国应该出大律师,当然也是富豪级的律师。我们不能满足于又臭又贵。我们要抓住社会的底层和社会底层的公众,这是最值得信赖的地方。当我们律师辩护之余每年拿出一点时间做社会公众的法律援助,各位注意,我们目前的整个社会当局越来越听取民众的力量。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刚刚通过的《个人所得税法》,由于群众的激烈反对,最后定在1200元。北京一度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今天社会公众严重反对,政府松动了,允许在五环之外燃放。再加上我们看到像“佘祥林案件”的刑讯逼供带来的效果。我们要保护广大的大众,和大众结合起来,这是我们能够获得的最坚实可靠的力量!
  主持人邱兴隆:陈瑞华教授,提出作为律师,尤其作为刑辩律师看到的问题,难得回避的问题就是程序辩护问题。刚才瑞华教授进行了思考,程序辩护的意义,包括它的界定,同时讲到了程序辩护的评论。这评论当中应该是他独到的思考。也就是说,程序辩护,应该是严重违法程序,针对严重违法诉讼程序的违法。
  第二个是程序辩护的目的性。很明显说,就是促成你的判决做不成。也就是程序上发现了致命伤的话,导致这个推倒重来。另外就是程序辩护方面一个基本的角色转换,律师是被动的,抓住硬伤律师就应该变成主动。后来还提出,律师现在是弱势。我们的支撑力量在于民众,所以要多多考虑民众的需求,而不是我们的经济效益。
  本来我是主持人,但是因为我曾经是一个刑法学者。今天我是一个专职律师,而且以刑辩为主要业务的律师。所以我提前发表两点评论起一个带动作用。
  瑞华教授应该说他抓到很多要点,但是瑞华教授有一个致命伤就是一个角色没有转换,就是学者和律师,作为学者你可以对律师可以提出很高的要求和希望。但是恕我直言,假如去年我是学者的时候,你的观点我可以引起很多共鸣,但是今天我作为律师我觉得你的要求实际上是一种奢求。
  为什么说瑞华教授有一个角色没有转换好?学者和律师都是法律人。但是本质性的区别是,在中国现行司法制度下,学者是什么,台湾有一个学者说学者就是什么都敢说,但是说什么都不管用的人。我觉得台湾学者的概念只说对了一半。完整意义上的学者概念是什么?学者应该是什么都敢说,说了什么都不管用,但是我还要说的人。但是律师不行,律师绝对不敢什么都说,更不能说了什么都不管用。所以假如我们有一个程序辩护,我们抓住这个毛病,判死刑的案件,最后判了死缓这是我们最高的成效。因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们抓住概念问题他肯定会乖乖的退下去。程序仅仅是你说的严重程序违法,而轻微的程序违法是很难的。我觉得我很欣赏瑞华教授,作为学者的斗志,但是我也希望瑞华教授不要把这个你作为在中国现在特定的背景下的学者,你独有的,所应该有的争论推动到我们身上。
  主持人邱兴隆:下面有请张卫平教授。
  张卫平:大家好!
  陈瑞华一上来说,我们现在法制已经足够了,很不错了,与20年前相比相当完美了,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大家不要闹,不要去进行程序辩护,那些都是次要的,关键要抓住证据和实体上有没有问题就够了,我们怎么推动法制呢?一定要唱高调。我又非常同意邱教授引用别人的评价,一定要说,尽管不管用,还是要说。只要说多了,它就自然会有用。我遇到我们很多律师,很会在具体案件中把握辩护技巧或者是辩论技巧。我们注意到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时机我们会把追求真实,追求实体正义与追求程序正义的关系摆放得很好。在一开始法制初创阶段,我们应该更多去抓因果关系,应当去抓实体法的应用,应当去抓证据的利用。我们是按照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追求一种实体意义上的真实和正义。但是,随着法制的发展,渐渐地我们对程序正义的问题,对程序正义的追求,越来越高。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在每一个具体案件当中去挖掘程序上所存在的问题,哪怕是很小的问题。我不同意陈瑞华这样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只抓重大的问题,只抓重大和严重的程序违法。我为什么不赞成,这是一个内战,我们要打一下,完全不打内战,也就没有人听,也没有人看了。
  法制就在于,它一定是在每一个方面强调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只要存在问题,不管它大与小,我们都应当提出来,当我们问题提得足够多的时候,才能够引起法官和立法者的注意,有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下意识,在一些具体的案件当中,我们会认为管辖问题没有实际意义,即使管辖错误了,对实体审判有什么价值呢?从理论上来讲,每一个法院审理案件都应当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来进行审判的。哪一个法院来审难道不是一样的吗?这是从实体意义上来讲。但是一旦法律规定了管辖权,一旦对管辖法院作出了特殊的规定,我们就应当进行坚持,既使是次要的程序问题,我们也应当坚持,我们要把自己看成非常敬业、非常职业、非常专业的律师。正是因为我们有若干个问题,对每一个案件当中的法律问题,不管是实体问题,还是程序问题都一一的挑出来,才能够感到强大的压力。律师就是通过没有意义的辩护,没有意义的抗辩在暗中推动法制的发展,在推动着程序正义不断的提高。如果没有我们对这些看起来次要的问题,对具体判案当中可能不能够起到作用的问题,但我们会形成一种暗流,会推动法制的发展。其实,我们从法官或者是从各级法院地方反馈到的关于修改民事诉讼法的许多意见,实际上是我们律师的意见通过法官反映出来的。在修改法律的时候,在完善法律的时候,很可能他们不会直接征求律师的意见,而律师的意见往往又因为负面的影响,导致他们不会对律师的意见重视,但是他们会重视检察官和法官的意见。然而法官和检察官的意见从何而来?肯定是从律师当中来。也就是说,实际上法官们和司法工作人员传递的是律师对法制正义的请求,这一点我们一点要意识到。我们有时候把自己看得很低,为什么看得很低呢?为什么把自己看成富而不贵呢?我们应当自己站起来,我们应当自己形成自己的力量,我们每一个案件对正义的追求、对程序的讲究、对程序技巧正确的使用和高水平的使用,都使我们中国法制建设在朝前发展。我们应当有信心,起码我们手里面有相当一笔钱,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钱用在修改刑事诉讼法和修改民事诉讼法上呢?因此我提一个建议,我们应该把律师的钱拿一部分出来,不是交给我,也不是交给陈瑞华,我们要制定修改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独立的立法委员会。把我们独立的声音传达上去。况且我们还有一批人本身就是教授,头发很长,见识也很长的人。有这样一批有智慧的人,我们完全可以把我们的声音,完全可以把我们在个案当中真切体会到的,而不是我们这样的学者,还是相对远离实际的,更有发言权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我们自己的力量,应该充分的要调动起来。
  我和瑞华教授一样是学者,是学者肯定是要唱高调的,我们的预谋和我们的阴谋就在于把大家的正义情绪调动起来,让你们冲锋陷阵。我们尽量少做牺牲。而我们也只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我最后还是这句话,倡导一下:拿点钱出来!抗战的时候就是拿钱出来打鬼子呀!为什么不能拿钱出来,把这两大法,三大诉讼法修改好,使我们程序正义的程度更提高一层呢!而如果在这个方面提高了一层,那可以说,法制的基本精神及程序正义的灵魂就得以真正地拔高和提升。
  主持人邱兴隆:刚才张教授和陈教授两位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有一种学者的精神在里边。尽管我批评瑞华教授,我不是批评他的说法,而是在于他鼓动我们,但是我们有我们的难处,我们求不了最好的,我们只能求更好。刚才张卫平教授讲的观点,我也有看法。与其抓主要问题,严重违法程序的问题,你作为学者从宏观上是这样的,但是作为我们见的是这个问题。本来是没病还要找病呢。这个什么是大,什么是小,目前不能仅仅依据是不是严重侵犯的角度来定。比如说,在座的有很多是刑辩律师的,在立案前你查有关证据,最前沿的证据是检察机关的证据。这个证据尽管得到了后面他的引证,但是这个证据有没有效,它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当然这是一个学术观点的问题。总的来说,我认为两位教授实际上,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学者有学者的角色,我们有我们的角色。而张卫平教授试图找到一条学者和我们实务的刑辩也好、民事代理也好的,作为律师的过渡桥梁。我们做律师的本来就是被很多人看不起的人。我们不能自己看不起自己。我们应该有我们自己说话的途径,我们应该有维护我们自己权利的方式。我想张卫平教授可能要告诫我们的就是这个。
  张卫平:完全正确。
  主持人邱兴隆:下面有请两位评议人。
  邵长富:今天我感到说什么话都过多,因为两位可以说太精彩了,精彩的以至于我只有听的份,心情应该和大家都一样,只有听的份,点评两个字是非常不恰当,只能谈一点一滴的感受,我想感受之一,就是对程序和正义的理解。有一句话大家可能是耳熟能详,叫做“正义不但要使它得以实现,而且要用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除了实体性正义之外,它在实现过程当中让大家看得见摸得着。对诉讼各方给予平等的对待和关注。在裁判过程当中或者说在裁判文书当中能够充分考虑冲突各方的合理的陈述意见和主张,还有证据。刚才两位教授给我很多启示,这个启示主要围绕我们的律师在办案过程当中,或者叫诉讼技巧,在刑事诉讼案件当中,除了实体辩护以外,在程序诉讼当中有很大的空间,这无疑给我们指明了根本的诉讼技巧,使我们受益匪浅。
  钱列阳: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我是一个律师,我就讲讲今天起题目??程序与正义,我们国家传统的司法制度是注重个案证据,不注重程序证据。我们说今天程序与正义遭受一个问题,为了捍卫程序与正义,绝大多数案件得到公平的合理的审判,在一定程度上个案不公正代价是要付出的。比如今天陈教授讲到辛普森案件,他到底杀没杀他的前妻,几乎十个法官有十个法官都要说,辛普森杀人了,但是按照美国的法律他逃脱了制裁。这是不是程序上有漏洞?不是。这是程序上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是对陪审团制度的肯定。
  同样的问题,从实体的角度来讲,一个警察如果今天造假证打击犯罪,明天就可以造假证诬陷好人。所以在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宁可让个案中犯罪逃脱法网,也不能让警察造假证,破坏法网。这就是程序与正义的概念。
  我觉得,我们是21世纪初的法律人,无论是学者、律师,还是教授。我们都担负着双重的使命,一个使命是在个案中维护当事人的利益,我们必须冲锋陷阵,我们必须迂回保护他们的利益。但同时还有第二个使命??加强法制,增强法制的力量。律师不能只收了钱完成当事人的委托就可以了,我们还富有维护法律的使命。我们要不断重复,要不断的呐喊,不管有用没有用都要喊。同时作为律师还要一步一个脚印的把案子做好。这样在冲锋陷阵和保护自己的两难情况下,今天才有我们十万个律师,在21世纪的今天聚会。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像我上次在北大讲的,有耐心容忍我们不能改变的事情,有勇气改变我们可以改变的事情,用智慧区分前面两者。
  主持人邱兴隆:在瑞华教授的演讲中,讲到了中国一个残酷的现实,就是说任何法律制度的重大改革,都以血乃至命为代价。刚才钱律师说了程序与正义必须付出代价,我和钱律师说的是殊途同归。讲程序正义就要做好一个准备,一个什么样的准备?宁可错放一千,不可错判一个。这就是代价问题。
  (第五届中国律师论坛“程序与正义自由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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